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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吾人眼中的高阶艺术,在过去并不尽然一直享有同等地位;而曾在上古或远方被视为代表最高艺术成就的才艺,如今早成为一段被尘封遗忘的历史。中国周代的“君子六艺”并不包括绘画,而涵盖了礼(礼学)、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书法)、数(算数)等六项才艺。其中“音乐”在任一文化中,都是晋级高阶艺术所必须娴熟的主要领域之一。
北宋在经历了重大的美学变革之后,引领风骚的士大夫们多半精于诗、书、琴、画。然而,宋代美学对于艺术的形式,却比其他文化更早发展出成熟而且复杂的观点。中国美学理论很早以前便确认,艺术的核心在于其“过程”,而非“成品”。尽管艺术不外是运用基本媒材作为美学的表达工具,其关键却在于艺术家对于艺术创作的投入过程。诗、书、琴、画之所以被视为高阶艺术,正是因为彼时文化精英善于藉由此风雅艺事相互唱酬、悦己愉人之用。
就雕塑艺术品而言,千百年来无数座神祇与圣贤造像供奉于庙堂之上,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陶俑作为陪葬之用。但这些塑像都是为了祈神或祭祀而制作的实用器,并无涉当时的艺术观。彼时鉴赏家最为珍视,也是最为喜爱收藏的雕塑品是天然生成的“供石”。赏石家多将供石安放陈列在自家庭园书斋,通常会陈设在几案或平台之上,甚至有专属的台几,就像今日我们陈列室里的雕塑作品一般。一旦石头离开了它原生的自然环境,也许再加上一点点人为修饰----至少收藏家必须决定其陈列方式和位置-----它立即转化为艺术品被人们所珍藏。慢慢的,这类本自天成的艺术品的范围渐广,延伸至其他性质相似的天然树根,以及呈现自然山水画或其他意象的大理石板,人称“画石”。
文人若珍视起其他艺术品,多半是因为这些作品已成为古董,故能引发人们对于某种“远古盛世”的共鸣。一直要到明代晚期,其他的小型精美物品,特别是制作精巧的书房文具,才逐渐被认定为“艺术品”,其制作者也因此得以留名艺界,广受推崇。比方说,绘画与书法的盛行,带动了当时文人对于治印的热爱,这些图章多由软石或其他种类繁多的天然材料(如竹、木)雕刻而成,也就是以“铁笔”制成的小型雕刻艺术品。
中国美学品味重心从“外显写实”的层次转向“隐晦抽象”层次,这种改变从更早的“文人画运动”中便展现无遗。当时中国绘画的关注焦点从写实转入抽象的形式、线条、颜色与质感本身。画家们纷纷用深远的意境和高妙的笔法发挥作品的主题。在书画创作上,耗时费力的追求刻画精细的工笔习尚,被挥洒自如诉诸观者心领神会的写意画风所超越;转移摹写的风尚则渐次趋于次要地位。
中国哲学与高阶艺术皆以“合谐”为宗。儒、释、道三家共容共和,彼此互补,并且仅能则其一方的互斥信仰区域或哲学体系。一个人可以一方面在俗世伦理和日常修养的层次上尊崇儒家教诲,另一方面却在精神层次上贯彻道家思想,或者信仰佛教。
这套法则则同样适用于艺术文化活动。艺术的最高境界,乃在于填补尘世与超凡道镜之间的鸿沟。既然艺术的最终目的在于超越层次较低的经验而晋升到全面性的精神领悟,那么高阶艺术在本质上便具有道家精神,而艺术家们也多向往道家的“天人合一”境界。
中国赏石文化中,“山形”与“穿孔石穴”使“道”变得更加具体可亲。观石者晏坐书斋,任由飘渺于峰峦之间的薰烟陶冶灵性,仿佛置身洞天福地,以期能藉此超凡脱俗,而入神仙境界逍遥游一番。无怪乎这些奇石常被文人视为至宝,其受珍爱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书圣王羲之的墨宝。
近百年来,这些中国雕塑的千年瑰宝被逐渐忽略;天然生成的奇石被放逐至美学的遐荒边陲,取而代之的则是人工精雕细琢的艺术品。
本文转自 供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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