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董商人到职业鉴定家

栗栗儿

　　清季收藏家大都是富裕之士，如安仪周(岐)、高士奇，重农贱商的传统倾向，一直左右着鉴定收藏界的价值判断。比如庞莱臣是大收藏家与鉴定家，但因为曾被指为涉足古书画买卖，竟被陈巨来贬斥为古画贩子。口气十分不屑。黄宾虹曾于上世纪30年代奉邀赴故宫鉴定古书画，也曾因偶尔鉴定走眼被业界指责不遗余力，视为异类。即如非限于书画类领域，罗振玉因涉足文物如青铜器甲骨文交易而在学界口碑远远不如王国维。盖一涉交易，必涉利益纷争。于是说坏话的人自然多了，口耳相传。吴湖帆为海上书画鉴定界顶尖人物，一言九鼎，但他是世家出身，上溯吴大澂、潘祖荫，大臣相府，收藏宏富，于交易买卖并不热心，反而画得一手开宗立派的山水画。以名画家从事鉴定，眼界自高人一筹矣。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张大千，仿石涛作假几可乱真。陈半丁上当、吴湖帆也上当。但竟无同时代人众口讨伐、极力贬斥之。大约也是对他不以古董商视之而是顶礼膜拜有加吧?
　　最近被书商们改编、翻倍印行问世的赵汝珍《古玩指南》也属于琉璃厂古董商的经验著述，出版商们不知轻重，配上图片反复出版，只顾赚钱。全不考虑这类书在行业中没有地位与声誉。遂使得一谈古玩，编辑书籍，都是互相传抄，“图文并茂”型的，完全体现不出斯界的学术气质。
　　真正扭转这种势头的，是一代鉴定大师张珩的横空出世。上世纪50年代他的《怎样鉴定书画》刊行问世。终于把古玩业的玩古董心态转型成严肃的专业学术心态。其后谢稚柳《鉴余杂稿》，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等等，更是在书画鉴定方面推进学术化进程功莫大焉。
　　之所以会完成这样的圆满转型，恐怕与外部环境的转换有关。新中国建国以后，各省市相继建立博物馆，已成一个系统。因业务需要，每个博物馆都拥有一批鉴定专家，如谢稚柳供职上海博物馆;徐邦达供职故宫博物院，杨仁恺供职辽宁博物馆，至于张珩则供职于国家文物局文物处。这些大师们不是琉璃厂玩古董的心态，有色金属而是以世家子弟钻研日深、痴迷日久。此外，启功先生则是以大学教授做学问的立场，撰写学术论文，提倡“问题”意识，强调逻辑论证方法。他对董其昌代笔人考;自叙帖真伪考;范宽传世画迹考等一连串的业绩，为向来习惯于短篇札记、常识介绍的传统研究格式注入新的学科意识和说理、论证风气。再加上徐邦达与杨仁恺争论张旭《古诗四帖》的断代问题;谢稚柳与徐邦达关于五代徐熙落墨法之理解的辩论;都是学术判断、观点碰撞、自我证明;整个一学术研究的过程。故尔，百年鉴定史的由旧学转型为新学，张珩为先导，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等博物馆系统专职鉴定家为一代标志。而启功先生为大学教授，开拓了学术论文论证体例的现代学术框架，使科研成为鉴定学界的一时风气。
　　古代元明清的收藏与鉴定是一体化的，收藏家与鉴定家集于一身是司空见惯的事。除了皇宫内府的藏品鉴定有专职御用鉴定师“掌眼”，一般不分收藏家与鉴定师。但近代博物馆系统建立起来之后，收藏是国家文物专业公益机构，鉴定家则是从某一个角度为国家机构与公民提供专业经验知识服务。于是职业鉴定家应运而生。又加之以启功先生为代表的大学科研院所的学术力量的介入，遂使鉴定学越来越具有“学科相”矣——学术追求无限止的真理，辨讹证伪;学科具有稳定的基础知识結构，不以个人经验而改变。这些都是一门学术走向成熟而得以自立的标志。作为后继者，吾于是对先辈顶礼膜拜!
　　什么时候鉴定家出现专业化、职业化倾向;什么时候鉴定记录与观点发表是以学术论文形式面世;什么时候以“问题”为中心;以论证丶证伪为目标;什么时间就是鉴定研究迈进现代化的转折点。

恶人狂

不错，又占了一个沙发！

恶人狂

顶贴欣赏。

恶人狂

谢谢楼主分享。

恶人狂

好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