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69

白云

     20世纪的1969年夏，年幼的我赶上了“城市居民上山下乡”高潮。我们一家四口，父母、我、弟弟、一家被安排到离县城40多公里外的穷山沟插队落户。

父亲收到居民委员会发来的通知后坚决地说：“不去！孩子这么小，去农村这么受的了啊！”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我们一个居民组的邻居也下乡了好几家。一天，居民会主任铁青着脸，带了五个人到了家里，每个人背上都背了一个背篼。进门后，主任阴沉着脸说：“你们家成钉子户了，你们自己看看，这个小组的其他几户早下乡了，就你们家迟迟不动，你们还在等啥？啊！今天必须搬走。”没等我父亲说话，主任手一挥：“搬！”，那五个人就像得了圣旨一样一下散开来，有的搬桌子，有的到床上打包被子。。。。。。。父母亲拦也拦不住，只好一脸无奈站在一旁心痛的看着。几个人麻利的捆绑好后，主任又一声令下：“走！”，就这样，我们强行下乡了。

山路弯弯，羊肠小道，泥泞难走，2岁多的弟弟是背着到了新家的。那新家，单独孤零零的立在那里，土坯房子，房顶上盖的是茅草，房子背面墙体还有两处裂缝。屋内也是泥巴地面，有一阁楼，是用竹竿绑成的，上面塞满了玉米芯。母亲说估计那玉米芯是用来冬天喂牛的。离最近的人家少说也有200米，不远处还有一所小学，一个班一个老师，上下课那回荡着山间的沉闷的钟声是一把吊在黄角树上的锄头发出来的。紧挨着还有一个赤脚医生，其实就是一个本村村民在家里自己开办的。谁有个伤病小痛就去找他，他就会配制几样草药给你。你回去煎来吃了还真管用的。

既来之则安之吧，每天父母跟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多久就赶上了农忙插秧季节。父母亲也不例外，自然就跟着下田插秧了。没几天，由于父亲是城里人，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一双腿在田里浸泡了几天就浮肿的白亮白亮的，慢慢连走路都成困难。母亲呢本是农民出身而嫁到城里的，对农耕是习以为常了所以她一点没事。母亲看父亲病的厉害，就去找队长请假回城治病，却未得到批准，说，在家休养几天就没事了。这可害苦了母亲，白天下地干活，照顾孩子，晚上还得连背带拽的拖着父亲去赤脚医生那里看病，那土医生用很多草药捣烂后敷在那浮肿的腿上。总之，内服外敷都是草药，而且味儿很臭的。

父亲在家养病，母亲忙的不可开交。一天，母亲去房后地里摘四季豆做午饭。小弟嚷着要跟去，母亲怕他摔着就不准他去，结果是母亲前脚出门，他后脚就跟去了。其实小弟在后面跟着走母亲是知道的，到了地里母亲手里摘豆，眼睛时不时的也会看下小弟。不一会，母亲转身不见了小弟。赶紧扔下豆角四处看，都不见踪影，心里紧张的要死。寻到土坎边往下一看，紧挨着土坎下面有一个不大的露天粪池，粪水不多，看到小弟在里面一动一动的，母亲急跑几步纵身一跳跳进了粪池里，抓住小弟就把他举到了上面。回家后母亲说：真是谢天谢地，菩萨保佑，那粪池不深，我跳下去才掩没到膝盖，也是发现的早小弟才没事。不然，这下乡就终身遗憾了。给小弟清洗干净后，母亲又挨门挨户给小弟讨百家饭吃，说这样才能保小弟今后一生平平安安。

农村的事情就是多，父亲腿肿虽说渐渐好转，但是下地还是不行，碰到野草野花的也刺的痛。母亲不仅要下地干活，还要照顾两个孩子，一个病人，洗衣做饭都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这种辛苦她一人默默承受着。而且每天收工回来总要一路捡拾柴禾回家做饭烧。遇到生树枝就难烧了，那茅屋里到处是熏人的烟味，一家人被烟熏的难受极了。一天，一家人被熏的难受时，父亲灵机一动说：哎呀，你们看，这楼上不是有玉米芯吗？我们何不捅下来烧呢？这真是个好注意。以后，父亲坐凳子上，手里拿一根长竹竿，使劲往上捅，那玉米芯就掉下来了。哈哈～～柴禾问题解决了，母亲也省了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直到我们回城也无人发现。

1970年底，父亲回城买年货，听人说，下乡的居民很多都回城了。父亲听了可高兴了赶着回了乡下，第二天天不亮，母亲就叫我们起床了，看到父亲母亲迅速打好包，拉着我们就回了城。离开了这个给我们一家人留下了深深映像的苦涩的小山村。

最值得开心自豪的事情就是我们捅队里的玉米芯了，父亲说：当年幸亏没被发现，不然要被扣上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帽子，要挨批斗的。